4日晚在東方時空看到這樣一條新聞:北京全市多個區域都有“包小姐”的身影,主要分佈在三環到五環之間的地鐵、高校、辦公樓、住宅區附近,人流量較大的街道上,有的密集路段每隔三五米就有這樣的小廣告。記者從警方獲悉,今年以來冀魯浙豫皖等地已偵破多起“包小姐”小廣告案件,多起案件表明所謂“包小姐”是以招嫖之名行詐騙之實。(11月5日《新京報》)
  “包小姐”詐騙術又為我們提供了一種“底層互害”的例證。從加害一方看,據記者查證,他們大多是地處河北邯鄲和邢台的貧窮村民,尤以邯鄲市邱縣古城營鄉一帶的農民居多;從受害方看,他們大多是一些外來打工人員,為瞭解決性饑渴,他們最容易上當受騙。因為印有充滿誘惑力的美女圖像及“包小姐”的字樣極易讓他們將此當作招嫖廣告,且服務一次100元的低價承諾,也恰好契合他們的經濟收入。
  正因如此,看完節目,我對騙子充滿了無比的憤怒。同是底層人,——從記者調查的情況看,作案者大多是夫妻或者親戚,丈夫在外到處張貼花6分錢成本印刷的小廣告,妻子躲在家裡接聽電話和操縱銀行卡,為什麼要專找同是弱者的外來打工者下手?(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告訴記者,“包小姐”的被害人往往都是一些外來打工人員,外來一族或者生活不是特別有保障的這些人。)難道正應了魯迅那句話,“強者憤怒,抽刀向更強者;弱者憤怒,抽刀向更弱者”?
  對這些騙子,我們必須擯棄廉價的同情,不能以“為生活所迫”的藉口為他們開脫。而是應該剝去他們的身份外衣,將他們還原為一群騙子進行法律考量。
  細分他們的騙術伎倆,大致有這麼三種:一是廣告詐騙;二是街頭詐騙;三是電信詐騙,其“高明”之處就是融合三種騙術於一體,因而成功率極高。
  按理說,警方應該對被抓獲的騙子予以法律處罰,但從北京、浙江湖州等地警方的處理結果看,處理明顯偏輕。如北京,警方只按照市容環境衛生條例的相關規定對他們進行警告或罰款,這顯然是罰不當責。在繁華街道亂張貼“包小姐”小廣告,固然有礙市容市貌,對張貼者按照市容環境衛生條例處以警告或者罰款是必須的,但應該看到,張貼者本身就是騙局的製造者,與躲在家裡的妻子或者親戚屬於同一個詐騙團夥。因此說,將其亂張貼“包小姐”的行為定性為有礙市容市貌是遠遠不夠的,而是應該將其與隱在幕後的團夥一併按詐騙罪定性和量刑。
  從其實施“包小姐”騙術的惡劣程度以及造成的危害範圍之廣和程度之深分析,指控他們犯了詐騙罪一點不冤。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:詐騙公私財物,數額較大的,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,並處或者單處罰金。建議警方按此規定對騙子從嚴懲處。
  文/王學進  (原標題:如何從嚴打擊“包小姐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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